上层建筑是为产生它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无论是政治的上层建筑,还是思想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并且是竖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要相适应地变革。同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法律、秩序与自由——与哈耶克的边界之旅

法律并非全能由人的理性设计与安排。理性是分裂的、忧郁的、恐惧的 ,也是自由的。我们的行为乃是在一种无知的情境中展开的 ,秩序与法律在无知中生成。自生自发秩序 (民间法 )与人造秩序 (国家法 )两者的生发方式、被遵从方式以及目的指涉与对象指向均不同 ,两者的冲突是绝对的。法律无力引导道德 ,法律只是自由的保护神 ,而非自由之敌。     

希望工程信任危机分析——一个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文章从希望工程90年代以来的信任危机展开,分析了希望工程的信用结构,并将其归纳为依托道德自律和法律他律的政府信用、慈善组织的传统信用及希望工程的品牌信用三个方面。     

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现实启示

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呈现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势:一是经济学视角的宏观研究,代表人物主要是罗默尔和卢卡斯;二是管理学视角的微观研究,代表人物有布鲁金和斯图尔特。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相对深入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蓬勃开展起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及其最新进展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颇多的,主要包括:发挥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确立“能力本位”的指导思想;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核心是要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理念,特别是要重视初中等层次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人才培养要强化人才主体的个体投资意识,强调投资回报问题;要重视人力资本的价值计量,以价值计量为基础,优化人们的收入分配;人才培养既要重通用能力,更要重专业化能力;各类人才的能力要求是不一样的,人才培养的内容和重点要有所区别等。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演变中的价值取向

厘清西方行政价值的两种基本取向,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本质,对于完善我国的行政价值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存车收费合同之法律界定

存车收费的法律性质是属于保管合同还是车位租赁合同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私车拥有率的提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对这一法律关系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责任和权利义务的划分。本文从这一法律关系的性质、特征、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和约定的习惯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并结合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此存在的争议。旗帜鲜明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存车收费应定性为保管合同。”以期对司法实践中因这一问题的不确定所带来的混乱有所裨益。     

中国财政法治化创新的法哲学解析

以财政法治化为制度目标 ,根据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控管程度 ,中国财政制度理论类型可分为“计划类型”、“管理类型”、“服务类型”三类。由于政府在财政理论中的主线作用 ,中国财政法治化创新将引发“社会公共需要的制度化满足”、“权力制衡秩序的完善”、“有限政府理念的确立”、“国家责任机制的启动”、“弱势群体利益的制度化保障”、“区域财政资源不济的公平性协调”等法哲学问题。财政法治化创新体现了“权利本位”的法律精神 ,公共财政制度内涵应是对“以人为本”价值的制度化确认。     

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研究的三次联结及其影响

自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以来,与国际法研究的联结已有三次,均对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与理想主义对其的重视紧密相关。而在冷战时期现实主义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的情势下,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研究一度疏远,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机制理论的兴起才重新拾起这种联结纽带,并为国际法晚近的发展构建了合理性基础。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兴起的建构主义实现了两个学科的第三次联结,并对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建构主义理论在商务英语教学中运用和尝试

商务英语课程是一门结合了经济和英语两门学科的综合性课程,运用建构主义教学模式能够很好地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引导和辅助作用,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使学生能够主动学习,真正实现教学目的。笔者以《商务英语综合教程》中《市场营销》一章为例,阐述了运用建构主义教学模式设计、实施和检查教学的过程,并提出了运用该模式对教师的新要求。     

The Influence of Advisers and Decision Strategies on Foreign Policy Choices: President Clinton's Decision to Use Force in Kosovo

In the following paper, I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advisers and domestic political factors on President Clinton's decision to use force against Slobodan Milosevic and the Serbs in Kosovo in March 1999. I present an analysis and examination of President Clinton'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using press reports, personal speeches, etc. In other words, I attempt to trace the process by which Clinton came to the decision to use force in Yugoslavia. Specifically, using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I argue that President Clinton's decision was influenced by noncompensatory domestic political calculations and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his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K. Albright. Examining how advisers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their status in the advisory group,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presidents solicit information from advisers will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when,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national security-level decision makers make decisions.